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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鸦片战争使中国富起来

中国手工业在中国近代经济中有极重要地位，它不仅是工业品生产的主要部门，而且是农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手工业与农业一起，构成了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手工业又是一个颇具特色的部门。一方面，它常常与自给性农业结合在一起，相当大的功能是满足农民日常生活之需；另一方面，它又与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相联系，与城市和大工业往来密切；它的兴衰成败对中国经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抗战前10年间即1927年至1937年的手工业还有其特殊的阶段性问题，对中国近代手工业亦有着特殊的影响。史料表明，1927年至1937年问的手工业(包括用人力带动机械生产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极重要地位，无论从产业种类或从生产总值上看，都远远超过近代机器大工业。即便在最发达的工商业中心上海，手工业生产亦相当普遍。据1932年对上海工业134个门类的调查，“内中小工业居十分之八”①，而小工业中主要为人工生产或以人工为动力；还有相当部分是手工(人工)和动力机械相结合或相并存，人力生产占较大比重。其中完全由人工生产者为：粉笔、墨水墨汁、笔墨、制砚、胶水

浆糊、印泥、卡片、球拍、石膏模型、领带、纱带、织造灯芯、表带、十字线、药棉纱布、织席、草编、草帽、藤器、造绳、冰糖、制造凉菜、果子露、豆乳、雪花膏、粉扑、油漆、擦铜油、擦鞋粉、电池、制碱、樟脑制造、赛璐璐、人造象牙、硬料饰物、白磁玻璃、坩埚、皮革、火漆、牛皮胶、制造薄荷锭、毛刷、制造棕擦、牙签、制镜、景泰蓝、板金、红木器具、沙发、制造砂皮、制造烟刀、制造保真花、丝织画片，等等，约50余业。部分手工生产者为：铸字、造纸、造蜡纸原纸、制造瓦楞纸、钢琴、织袜、染织、呢帽、宽紧带、手巾、造钟、制造蜡线、冰淇淋、化装品、电刻、臭药水、染皮、皮棍、抛镀、肥皂、火柴、搪瓷、料器工业、牙刷、纽扣、西装袖扣、手电筒、铁床、软木塞、蚊香、儿童玩具、金木、机制纸盒、机制纸袋、印花制罐，等等。此外，尚有不少未详明生产方式之产业，估计手工生产亦占重要地位，如：花边、淀粉、大理石、阳伞、热水瓶、银箱、制磅、鞋油、打印台、洋烛、固木油、沼汽灯、饼干、糖果，等等。①

需要注意的是，上项调查的对象是上海工业中的“工厂”，从调查内容看，多为各行业中较有成绩者。因此，上海工业中的手工业生产实际上存在得还要更广泛些、地位也更重要些。据上海市社会局l933—1935年对全市商号普查结果，“总数为72 084家，而兼有手工业性质之商号，竞达26 128家，是手工业家数约占全市商号36．25％，足见手工业在市民经济上，已占有重要之地位”。这里所说的兼有手工业性质的商号很有可能是指既生产又销售手工产品者。从其中的5 874家情况来看，其生产不用动力而工人在15人以上者共178家，不用动力而工人不及15人者共5 696家。这些完全用人工生产的企业，其门类几乎囊括所有工业部门，其中：日用工业类811家，含针织、带边、鞋帽、洋铁器、度量衡器、热水瓶、牙刷毛刷、镜子、钮扣、灯伞、牙签等业；家具工业类1155家，含木材家具、金属家具、藤竹家具、床榻、皮箱、炉灶等业；冶炼工业类662家，含金属冶炼、翻砂业；交通工具工业类163家，含车辆制造、车辆修理、车辆零件、造船业；机器及金属品工业395家，含机器、机器及五金修理、五金制造、电池电筒、电气零件、制罐、钢窗、电焊、铜锡器、铜铅丝等业；土石工业类49家，含陶瓷、玻璃、砖瓦、石作、水木作业；纺织工业类80家，含棉纺织、丝织、染炼印花、纺织用品业；造纸印刷工业类169家，含造纸、印刷(附刻字)、装订等业；木材工业类1 055家，含槽板、锯木、风箱、木作、车木作、板箱、寿器、软木塞、镜木、模样作、鞋楦等业；橡革工业类59家，含制革、皮革品业；烟草饮食品工业类37家，含糖果饼干罐头、面包、调味品、面坊、卷烟等业；化学工业类13家，含化妆品、皂碱、制烛等业；饰物仪器工业类92家，含仪器文具、乐器、银器礼品、美术品、首饰、运动器具等业；其他类1129家，含医疗用具、制盒、玩具、绳线、弹花、制像、纸扎、雕刻、煤球、牙骨器、制胶、竹棚、鬃印、藤竹器、香烛、鞭爆业。②

毗邻上海的浙江省，是近代中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但与上海比较，机器工业更少，而手工业在经济中所占地位则更形重要。30年代初期铁道部对京粤线浙江段的经济调查中说：“浙江段工业以杭州为中心点，其有新式机器，并利用电力者，有纱厂、绸厂、棉织厂…他如制皂厂、营造厂…等等，亦悉以该地为中区，共生产能力占全段总值百分之六十以上。此外各处，概为手工业。棉织、针织、制皂等业，以兰溪较为发达，金华次之，衢县又次之。至若建德、桐庐、分水、新登、义乌、诸暨等县，虽亦有纺织业，惟产量微小，不敷自给。”③例如，该区域内的寿昌县：“全县人民皆以务农为业，无工业可言。手工造纸业虽有七十余 户，不过农家之副业……至于机械工业，亦只有电灯兼碾米之工厂一所”。①淳安县：“尚在农村社会状态中。各种手工业亦无特殊出品。机械工业，则仅电灯兼碾米一业”。②余姚县可算是浙江经济尚发达地区，但20世纪30年代初，工业中亦只有2家罐头食品工厂，3家小机器碾米厂，3家小电灯公司，1家机器轧棉厂，余皆属工场手工业或家庭手工业。③当然，在杭州等大中城市，近代工业在30年代已有相当发展，但手工业所占地位之重要还是令人吃惊。丝绸业是杭州经济的基础产业，但1931年，全市有绸厂54家，其中电力织机867台，手织铁机521台。职工3 009人，其中工人2 558人。生产绸缎等织品122 645疋，值4 961 000余元。另有丝织厂2家，其中1家有提花机36张(可能人力)，职工86人，1931年产丝织品50 400尺，营业额150 000元。另一厂有15张，雕花机4张，职工36人，l931年营业额60 000元。同年，“纯系家庭工业”的机户，就业人数、产量产值均远远超过“工厂”。其中，“熟货机户”2 596家，织机6 168台，工人9 015人，产量370 880疋。“生货机户”310家，机600台，工人3 200，产量44 600疋，产值1 762 000元。此外，还有“零机料户”200家，机310台，工人320，产量11 000疋。④即便将有人力织机1／3强的绸厂等全视为近代工业，其产量也只有手工机户(不排除可能有很少数使用电力者)的29％(未计丝织厂产量)。

同属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福建，手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超过浙江。铁道部20年代末对福建沿海内地28县的调查报告称：“福建沿海内地工业不甚发达，仍在手工业时代。机器工业，除福州及厦门两处略具规模、涵江有一罐头厂、龙溪有四厂外，其他各地无有也”。各县手工业概况为：“福鼎工业非常幼稚，完全在手工业时代，其要者计有织布、造纸、织袜、造丝线、造鱼网、制酱油、制砖瓦、制灰、制茶油等”。“霞浦重要之工业有冶铁、制灰、制酱油、制菜油、造碗、制李干等”。“福安以制造纸伞、冬瓜糖、粗瓷、砖、瓦、红糖、茶油、酱油、发蓝银器、幼竹火笼、及布疋等为著名”……福州(闽侯)是省政府所在地，但看来手工业远较大工业发达：“福州机器工业重要者，有罐头、树胶、榨油、及造船四种”。罐头“厂”3家，最大者工人只16人。树胶厂2家，大者工人50人。“榨油业用新式机器者，只有正记一家，附设于电灯公司内”。只有马尾造船厂，才可算真正的大机器工业。而手工业“举其要者计有漆器55家，皮箱业23家，五金业21家，梳角业39家，篦梳业10家，蜡烛业13家，料器业7家，织袜业39家，毛巾业6家，棉织业55家，伞业百余家”。⑤

我国中部地区近代以来经济上总体是明显落后于东部的，由于机器工业的不发达，手工业的地位就更显重要。以下仅以安徽、湖南、陕西三省部分地区为例。

据铁道部1930年对京粤线安徽段当涂、和县、芜湖、宣城、繁昌等13县的调查，近代工业集中于芜湖一埠，其他各县基本为手工业，以棉纺织、造纸为主，还有缫丝织绢、针织、皂烛、纸炮等业。⑥又据1934年建设委员会对芜湖的调查，“芜湖…完全机器工业，仅纱厂、面粉厂、碾米厂数业…至其余砻坊、肥皂、棉织、织袜、印刷等二十业，虽其中亦有使用机器者，但仍以使用人力部分为多，应属手工工业”。该调查列有一份芜湖工业统计表， 包括近代工业和手工业共24业，如果我们把纱厂、电厂、面粉厂、碾米厂、机器厂作为近代工业、其他作为手工业的话，则手工业在单位家数、资本数、营业数分别占全工业总数的99％、22％、53％。此外，如绣花、漆业、鞋业、雨伞业、西服业等，均有手工业性质，“特以其作坊多设于商店之内，资本与营业统于商店计算”。①

1933年至1934年间对湖南醴陵、湘潭、衡山、衡阳、安仁等20县调查：“本区地跨湘南粤北，交通不便，民智闭塞，地多贫苦，故近代工业，殊鲜兴办，只湘潭、衡阳、曲江各省电灯厂一家，又衡阳有玻璃工厂两家、染织工厂一家，醴陵瓷业厂前后约十余家。除电灯厂之外，其余仅具雏形，犹未脱旧式手工业之面目。至电灯厂之规模，亦至狭小”。②“其旧式手工业之较著者，如醴陵之瓷器、夏布、鞭炮，湘潭之纸伞，始兴、仁化之土纸为最”。③“又乡间之农民山户，有制辩爆者，造纸者，编席者，糊纸伞者，制农具者，烧砖瓦石灰木炭者，织竹器者”。④

从1935年对陕西长安、咸阳、兴平、武功、扶风、岐山、风翔、宝鸡等25县的调查来看，其近代工业和手工业均不发达，但手工业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明显大于近代工业。24县中，只长安近代工业略发达，有制造抽水机等小型机器的陕西省机器局，及机器砖瓦公司、制酸厂、肥皂厂各1家。其余平民工厂等，只可谓工场手工业而已。此外，除宝鸡有一火柴厂外，就看不到什么近代工业了。该区手工业中著名者为凤翔的烧酒业、木器业，岐山的挂面业。凤酒因产于凤翔而名，县城及柳林陈村两镇，共有烧房60家，每日每家出酒约280斤，60家全年共产酒约403．2万斤，一般酒价每百斤l0元左右。全县年产烧酒约750万公斤，约值70余万元，多运往西安，转运各地。该县木器亦全省驰名，计全县城木器业共27家，每年制造木器约1．5万件，普通每件约5至6元。岐山县的挂面在省内销流颇远。城内制面店约l0家，年产约1．5万斤，每10斤约1元。此外，兴平年产土布约27万余公斤，值约24万元，分销于陕北、甘肃等地。醴泉年产土布约17万余公斤，约值15万余元，多销甘肃。从调查者的记述中，可看出陕西经济落后对他们印象极深：“至于家庭工业，各县镇乡村中，生计较好之农户，间有自制旧式织布木机一具，以为家庭妇女生利之用，工作时间无常，大都多于农暇为之，出品多为自用…此种家庭工业，昔年颇为普遍，惟自经旱灾以后，人民救不遑，多已无力作此副业。每经过一县县城，恒见农户之有此生产工具者寥寥可数，有时竞遍觅不可得。其他小工业为造纸，农具，烧砖瓦，石灰，木炭之类，皆同此情形，民生凋敝，可见一斑”。⑤

近代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尤其是边疆部分，或交通艰困，或自然条件恶劣，近代工业和手工业之水平更显落后。以下简述贵州、云南、甘肃部分地区状况。据抗战前和抗战初期调查，贵州之工商业“目前至多尚在萌芽时代。生产方面，大部分尚赖之于血汗手工；贩卖方面，几全部赖行贾走贩之贯通。装有机器之工厂，规模宏大之商店，迄今尚绝无仅有。”⑥如棉纺织业方面，1937年时尚无机器纺织厂，全为手工：“黔省之贞丰、安龙、关岭、炉山、都匀、湄潭、罗甸、安顺…等县之手工棉纺织业，皆相当发达，但全省常年消费所需之布匹，约2 444 565匹，而自给者仅为1 296 188匹，约及半数”。①粮食加工，亦为手工：“普通由稻制成米，多用‘水碾’，即利用水利碾去稻衣”。其他制品，如油漆、造纸、火柴、烛、皂、玻璃、金属品制造、竹木陶瓷器制造，均为手工业。②

铁道部约30年代初对湘滇线云贵段附近8县即宣威、瓮安、余庆、铜仁、印江、省溪、江口、思南进行了调查后的印象是：“湘滇线云贵段附近各县工业，较之沿线各县尤为幼稚。机械工业，除宣威外，余均为手工业。出品较大宗者，为宣威火腿，各县土布。各种工业多数为农民于耕耘余暇所经营，或作或辍。”③即便在省府昆明，也仍是手工业占主要地位。昆明“县境工业，仅酿酒房、酱油房、打油房、织布房、缝衣房、棺材房、米线房、豆腐房、糖食房、造纸房、木匠房、铁匠房等数种，均系个人经营，无大规模之组织，制造纯用旧法，并未加以改良，一切设备均甚简陋……市区工业较为发达，然据参观所得，犹未脱手工业时代。使用机械者寥寥，即有机械者，多则十余架，少则数架，强半助以手工，所出货品，尚未足供市内之所需”。④

1935年间对甘肃的调查表明，“甘肃之生产状况尚纯在农业社会之阶段”。⑤“机器工业甚为幼稚，全省惟兰州一地有二三工厂而已”。⑥然而甘肃的手工业远较近代工业普遍和重要：“在食用方面，有磨面、打油、酿酒、制粉条、腌肉等类；在服用方面，有纺纱、织布、皮作、毛编物、麻鞋、草帽、毡毯等类；在器用方面，有陶瓦器、竹席、漆器等类；此外尚有制菸、火柴、肥皂、制纸、制香等”。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