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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个旧的春天》和《忆个旧》

是巴金写的 全文在网上很少

你可以去买巴金的散文集 2005 出版的

里面有

巴金离开我们远行了。

云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深情缅怀这位杰出的文坛巨匠和优秀的人民作家！

在上个世纪，巴金不仅最早创作了描写云南个旧锡矿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说《砂丁》，还曾先后4次来过云南，在昆明经历了抗战中的轰炸、收获了美丽的爱情，到锡都个旧，写下了反映云南、表现云南的多篇散文。而今，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边疆村寨，还有一所“巴金希望小学”。巴金与云南的世纪情缘可谓源远流长，令人感动……1932年创作《砂丁》最早描写个旧锡矿工人命运

巴金毕生的创作生涯中，正面描写工人斗争生活的，仅有两部中篇小说——1932年写的《砂丁》和1933年写的《雪》。这两部作品从思想性、艺术性来说，虽然都不能视作巴金的代表作，但却在巴金创作中占有重要的特殊位置，因为它们直接描写了工人的生活，表现了工人的反抗斗争。《砂丁》就是描写云南个旧锡矿工人悲惨生活的作品。

巴金写作《砂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生活的结果。写作这个作品前，他没有到过个旧，甚至没有来过云南。《砂丁》是他根据听到的一些素材，加上自己的大胆想象而写成的。1931年，27岁的巴金写完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家》，在上海《时报》连载发表后，很快轰动了文坛，特别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喜爱。第二年初，他接着就动笔写中篇小说《海的梦》，并以很快的速度写完。之后，巴金接着又开始了《砂丁》的写作。

巴金为什么要写作《砂丁》呢？其创作冲动源于一个青年朋友黄子方给他讲述的云南个旧锡矿工人的悲惨生活。

黄子方比巴金大4岁，云南玉溪大营街镇人，家境殷实。他到昆明读中学后，在“五”影响下，接触了新思想，1924年经同学邀约东渡日本求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阅读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与日本和中国留日学生中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交往，还翻译了石川山四郎《西洋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思想家传略》，准备把它介绍到中国。1928年春，黄子方带着译作回到上海，结识了在沪的一些志同道合者，并和在法国的巴金有通信往来。但他不幸染上了伤寒病，住院治疗两个多月后返回云南玉溪家中。之后，他去到蒙自教中学，暑假中专程到了个旧矿山，打算找自己的中学同学、当时深入矿山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创建人李鑫，请教和讨论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但还未等他找到，化名施鸿祥的李鑫就已被当局逮捕并英勇牺牲了。在个旧这段日子里，黄子方亲眼见到了锡矿工人那种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深感痛心。

1931年夏天，黄子方应友人来信相约，到福建泉州当黎明高中图书馆的管理员，数月后又离开泉州到达上海，协助办《时代前》杂志。就是在这期间，他与不期而至的巴金相见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巴金朝夕相处。巴金翻译克鲁泡特金著作，他协助校对。空暇时，他多次向巴金讲述他所知道的个旧矿工们的悲惨生活。从他的讲述里，巴金第一次知道了滇南有个地方叫“个旧”，了解了被叫做“砂丁”的个旧锡矿矿工的生活。

个旧砂丁们悲惨的生活给巴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深深地刺痛着他善良的心。巴金对砂丁们的苦难不仅深表同情，还生出了一种对这不公平社会的愤怒，于是他产生了一种创作冲动——要把砂丁们的苦难和悲愤写出来，要为他们发出呐喊，“要用笔做武器，控告不合理的旧社会”。

不过，由于巴金写作这部作品时，没有直接的生活经验，以至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不够完整饱满，整个作品的水平还不是很高，他自己也这样说：“我没有实际的生活，甚至连背景也不熟悉，因此我只好凭空造出一个‘城’来。” 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却是巴金的第一部反映工人阶级悲惨命运的作品，显示出巴金视野的扩大和题材的创新，表达了巴金强烈的思想感情，正像他所说的：这部中篇小说里，“有我的同情，我的眼泪，我的悲哀，我的愤怒，我的绝望”以及“掩藏在绝望和忧郁下面的光明与希望”，“逼着我拿起笔，替那般‘现代的奴隶’喊冤”。

《砂丁》的问世，使巴金成了中国第一位描写和向世界介绍锡都个旧的作家。收获爱情抗战中两度到昆明

抗战时期，巴金的未婚妻陈蕴珍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为看望未婚妻，巴金千里迢迢，不辞辛劳，两次来到昆明。

1936年，32岁的巴金已经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了。上海一个19岁的高中女生陈蕴珍，思想进步，是学生会的负责人，对巴金的小说颇感兴趣，便写信向巴金求教，开始了与巴金的通信联系。不久，巴金和靳以恰巧被陈蕴珍所在的中学邀请去讲演，巴金与陈蕴珍由此见面认识，交往一段时间后，陈蕴珍喜欢上了巴金，巴金也爱上了开朗勇敢的陈蕴珍。

“七·七事变”后，陈蕴珍参加了不少救国进步活动。她参加了青年救亡团，还到伤兵医院当护士，并根据亲身经历写了一篇文章《在伤兵医院中》在报上发表。后来，陈蕴珍还想读书深造，巴金也很支持。从此，巴金与陈蕴珍开始了长达8年的恋爱。1939年，陈蕴珍进入西南联大外语系学习。她与几位要好的女同学在一起，年龄排第三，同学们都叫她“小三”，后来她写文章时便取“小三”谐音作为笔名——“萧珊”，时间稍长，大家就都叫她“萧珊”了。

战争使巴金与萧珊天各一方，两人见面的日子不多，可感情却越来越深。1940年5 月，巴金在上海租界里刚闭门写完了《秋》，又开始为唤起读者抗战的热情、倾吐自己的爱憎而写作长篇小说《火》。刚写完第一部的前六章时，上海的形势变得很危急了。一些担心巴金安全的朋友，劝他尽早离沪去内地。加之又听说滇越铁路很可能中断，于是巴金决定抓紧时机到昆明看望已读了一年大学的萧珊。

7月初，巴金带着一册刚印出的辞典纸精装本《秋》和刚写了前几章《火》的残稿，乘“怡生”号海轮离开上海向南海驶去。这时从上海到昆明，需要先到越南海防，然后又转到河内，进入中国河口，再乘滇越铁路的小火车到昆明。在海轮上巴金还暗暗吟诵着诗人海涅《夜思》中的诗句：“祖国永不会灭亡。”

中途除因大风海轮在福州湾停留了一天半外，整个旅程基本还算顺利。过了海防、河内，便到了河口。当由河口铁桥进入中国境内时，巴金心中不禁激动起来。他后来说，“在‘孤岛——上海’忍气吞声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关那个厅里看够了法国官员的横暴行为，现在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土地，我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又坐了两天的小火车后，巴金抵达昆明。当火车进入昆明站时，萧珊已经和另一个朋友在站台上迎接他了，而且替他找好了旅馆。到昆明的最初几天，巴金住在旅馆里，接下来就搬进了位于武成路的开明书店昆明分店租做栈房的一间房子里，并且得到了书店经理卢芷芬夫妇的照料。

这间房子是坐落在一所花园里的玻璃屋子，很宽敞，半间堆满了书，另半间有写字桌和一些家具。卢经理夫妇住在园中另—所屋子里。园子很安静，巴金怎么也想不到在昆明还能找到这样清静的住处。巴金在那里住了将近3个月，除了写完《火》的第一部外，还写了《静寂的园子》和《大黄狗》等几篇和敌机轰炸有关的、有感而发的散文、杂文、随笔。

住在武成路的前两个月，巴金的日子过得愉快又安静。平时，除了萧珊，很少有人来这里找他。萧珊学校放暑假了，她每天都能过来。两人饶有兴致地去观赏风景，翠湖、大观楼、金殿、西山、滇池都留下他俩的足迹，有时他们也约上—两位朋友同行。回来后，他们常喜欢去光顾武成路上那家出名的牛肉铺。傍晚，把萧珊送回宿舍后，巴金就开始写作了。清早，也是巴金写作的时间。他写得很快，不到两个月就把《火》第七章以后的11章写完了。巴金心里很高兴，觉得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卢经理对巴金很关心，早晚常会过来问寒问暖。《火》第一部脱稿后，卢经理还帮抄录了一份寄往上海。

后来的一个月里，巴金就遇上了几次日本飞机轰炸。警报一响，卢经理夫妇就约上他跑到郊外躲警报。萧珊在时也就一起跑。武成路离城门不远，街上人们都在跑，城门那里非常拥挤。但出得城后大家就不那么紧张了。有—次巴金他们在郊外躲了两小时，还在草地上吃了卢经理带去的午餐。后来巴金在《静寂的园子》这篇散文里还提到这件事。

这3个月中，巴金见到了不少在云南的朋友，还参加了两次为他举办的欢迎会。

一次是8月10日，老朋友沈从文和孙毓棠在西南联大师院约了20多位同学为巴金召开欢迎会。孙毓棠致介绍词以后，一些同学踊跃提出问题，巴金都一一作了答复。师院的黄钰生院长也当场向巴金提了一个问题——“巴金先生，为什么从17岁至27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都会喜欢您的作品？”

巴金先谢谢黄院长提出问题，然后谦逊地说道：我一直认为，作品既要写光明面，但也要表现黑暗面。我自己多半是在苦闷的时候写作，有时甚至半夜3点钟从床上爬起来写东西，一直写到天亮。有时自己都会觉得写得如此辛苦，很可怜。但写到至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写出自认为满意的作品。也许几年后，我再多读些书，多有些生活，或许能写出一点满意的作品。

另一次是8月25日下午，文协昆明分会在文庙昆华民众教育馆桂香楼欢迎巴金。2时许，欢迎会开始，主持人、文协昆明分会负责人徐梦麟先生向与会者介绍了巴金的创作情况，对巴金的人格给予了高度评价。接下来，文协昆明分会理事马子华向巴金一一介绍了在座的文协昆明分会诸位会员。然后，巴金向大家介绍了上海文艺界的现状，也谈及了自己留学法国时的情况和一些创作体会。巴金诚恳的介绍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有一位与会者后来写了一篇《巴金在昆明——文协欢迎会速记》，发表在 1940年9月6日香港《大公报·学生界》上，文章真实地记述了欢迎会当时的情况：

他有不高的身材，面孔有些四方，鼻上架着黄边近视镜，一套灰色西装，脚下穿着黄皮鞋。

由马君介绍之后，他很和气地向每个人打招呼。楚图南先生问他许多上海的事项，他都很干脆地答复了，如出版社概况以及穆时英当汉奸等，他说话又快又有力，一口四川腔，坐的位子离他远了，不免要听不清。

后来大家请他讲创作经验，他很客气，起先不讲，因为大家的鼓舞，才讲了。他说：“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家，只因为当时遇到的环境好，容易出版，多出了几本书，……《家》写的不满意。……关于抗战的东西，最近写一本《火》不久出版。……”

徐梦麟先生说：“希望巴金先生再有抗战三部曲！”

大家笑了，他也笑了。

在巴金到昆明之前，天南中学招生时，高中《国学常识》试题中，有一条名词解释：巴金。多数学生都能答这道题，不少学生还能列出他所写的书名。在得知“文协”欢迎巴金后，一些学生也赶到欢迎会场。

有几位青年女学生走进来，都是十几岁的女青年、昆华女中的学生；听口音，都是云南人。她们五六人坐在一旁看巴金先生。

许多人都说：“这是巴金迷啊！”

大家都笑了。巴金先生的小说的确影响青年不浅。所以在会中他自己也这样说：“我写小说的动机，是因为幼年读的旧小说多，小说容易感动人！”

巴金初到昆明表现的对文学工作和文学青年的热忱，感动着昆明的文学工作者们。

在昆明的这3个月中，巴金遗憾的是始终没能见到1931年末给他讲述个旧锡矿砂丁故事的玉溪朋友黄子方。巴金在昆明等他，黄子方的朋友又捎口信说请巴金去玉溪。结果两人错过了。巴金回忆此事时抱歉地说：“我没有想到由于我的疏忽就错过了同他见面的机会。” 巴金是重感情的人，此前他就已把黄子方写进他的《爱情三部曲》中的《雨》里，作品中的第三种青年人的典型高志元就是把黄子方作为原型写的。

10月下旬，巴金要离开昆明去重庆了，战时的飞机票相当紧张，老朋友沈从文托人想办法帮他买到了飞机票。要离开昆明那天，巴金有点依依不舍，他留恋的东西很多。他后来特别说起这3个月里在武成路的这个住处是“一个舒适的住处，使我能够安静地写到深夜”。

一年之后的7月，巴金从重庆再次来昆明探望萧珊。

相别了一年，巴金和萧珊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中。这时，萧珊已经搬出联大宿舍，和几个同学在离联大不远的翠湖边一条叫“先生坡”的小巷里租房居住。这是一幢旧的两层楼房，楼下住房东家，萧珊他们住楼上。楼上有3间屋子，萧珊她们3个女同学住里面的一间，3个男同学住外面的一间。巴金到来的时候，联大也正在放暑假。萧珊的一个女同学和两个男同学刚去路南石林游览。萧珊留下来等巴金，打算待他一到便约着他一道去石林。哪不知巴金一到昆明就生病了，身上发烧，头昏无力，一躺就是几天，石林便没去成。这几天里还有两次响起了空袭警报，其中一次还是紧急警报，可是巴金硬是跑不动。他叫萧珊出去跑警报，可萧珊坚持不走，要留下来陪着他。幸好这两次敌机都没有投弹，像是来搞侦察的。几天后，巴金的身体恢复了一些，却又遇上了“差不多天天落雨”的天气，雨总是淅沥淅沥下个不停，远门是不能出了，巴金就每天早晨坐在窗前一张小书桌前，奋笔写作，一连写完了《风》、《云》、《雷》、《雨》、《日》、《月》、《星》等19篇散文。8月5日这天他还写下了原先编好的《龙·虎·狗》一书的序。

巴金后来提到这段日子的写作时这样说：“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爱憎。对每个题目，我都有话要说，写起来并不费力。我不是在出题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读者见面。好像我扭开了龙头，水管里畅快地流出水来。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很平静，每天至少出去两次到附近小铺吃两碗‘米线’，那种可口的味道我今天还十分怀念。当然我们也常常去小饭馆吃饭，或者到繁华的金碧路一带看**。后来萧珊的同学们游罢石林归来，我们的生活就热闹起来了。”

下了一个月的雨后，巴金遇上了一次真正的敌机轰炸。日本飞机就在翠湖一带扔了炸弹。还算巴金他们这次没有大意，出去跑警报了。当警报解除后，他们从郊外回来，看到楼上的3间屋子满地都是碎砖断瓦，心中暗暗庆幸。

先生坡的这个住处在巴金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他1943年在桂林写《火》第三部时，常会想起这个住处，于是他把它写进小说里，作为书中人物那个老基督徒田惠世的住家——“这是一排三间的楼房，中间是客厅，两旁是住房，楼房外有一道走廊，两间住房的窗外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平台，由廊上左右的小门出入。”

不仅如此，巴金还在《火》的第三部里让以萧珊为原型的主人公冯文淑来到了昆明。巴金后来说：“昆明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她（指萧珊）更熟悉了。先生坡，翠湖，大观楼……都写进去了。我是在1943年的桂林写1941年的昆明……其实我写的只是我在1941年七八月看见的昆明，到1943年情况又有变化了。……那个社会里一方面是严肃工作，一方面是荒*无耻。在国统区到处都是这样。我在小说里只写了几个普通的小人物，他们就是在这种空气中生活的。冯文淑在昆明，同她过去的好朋友朱素贞住在一起。”

8月份里敌机轰炸频繁，昆明城民众伤不少、财产损失也很惨重。巴金只得同一些朋友疏散住到离昆明十几公里的呈贡去。后来他在《关于＜火＞》里说到这时的真实情况：“我们当时是在呈贡县，树林里又比较安全，但是轰炸机前进的声音，像榔头一样敲打我的脑子”。

巴金这次来昆明，仍很想见到黄子方，但最终仍没有见到，巴金心中不免怅然。9月间，他就同萧珊，还有位姓王的朋友，3个人一起离开昆明去了桂林旅行。萧珊在桂林小住了一段时间就返回联大上学。巴金和那位姓王的朋友留了下来，住在新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就这样，直到1944年5月，巴金和萧珊经历了8年漫长的恋爱后，才在贵阳旅行结婚。结婚时，他们没有摆酒席，没有添新被，甚至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做，只是给朋友们分送了旅行结婚的通知，就极简朴地完成了婚姻大事。

这时，新郎巴金40岁，新娘萧珊27岁。 来到锡都心也留在了个旧

1955年3月11日，在全国各人民团体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上，51岁的巴金被推选为出席亚洲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郭沫若任团长。4月初，代表团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5日这天，代表团出席印度文化界举行的欢迎会，巴金在会上致词。10日，大会圆满闭幕，代表团经昆明回国。巴金在10多年后，重新踏上了云南大地，心情有些激动，本想到处看看的，但因还有公务在身，不能作过多停留，仅仅在昆明休息了一晚，巴金便匆匆随团离开了云南。

5年之后，1960年3月中旬，巴金以代表身份到昆明及锡城个旧视察访问。这是他一生中第4次来云南了。此次行程安排得很满：第一天去石林，住路南；第二天便前往个旧，在锡都视察参观了6天。这一次，巴金终于如愿以偿，能亲眼看看从前“砂丁”生活过的锡都了。而此时，展现在他面前的个旧，早已不再是他在《砂丁》中所描写的那个“城”——那个矿主与富人的“天堂”和砂丁与穷人的“地狱”了。新中国的个旧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化开采冶炼的新兴工业城市，矿工们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工作、热情生活，到处是一片新气象、新风貌。置身于城中美丽的金湖畔，巴金心情愉悦。每天清晨，巴金都喜欢伫立在金湖畔，凝望着对面那高高的老阴山和缭绕在山腰间的云，任思绪飞翔。

这6天里，巴金每天深入矿山和矿工家庭，就没有停过脚。他亲自下到矿井，深入到宽敞的坑道，又去市文化馆参观“矿工今昔展览室”，细心对比新旧矿坑，到处找寻同他在小说《砂丁》中描写的类似的遗迹。在老厂，巴金访问了当年被骗来矿山戴过脚镣做工的“砂丁”（老矿工），又到过白骨成堆的“干麂子冲”，他才知道当年矿工所受的种种压迫和折磨，远远超过了自己在《砂丁》中的描写。在井下，看到现在坑道下的“太阳”和“星星”全是人造的，当年的煤石灯早已绝迹，自己想找寻的“遗迹”什么也不见了，巴金又为矿工新的很好的工作条件由衷地感到欣慰。

6天很快就要过去了，转眼就要告别个旧。离开的前—天，巴金请了几位老工人来住处作客，与他们促膝谈心。晚饭后，巴金又请他们一道去看京剧《杨八姐游春》。第二天，要上车启程了，热情的个旧人拥在巴金身边依依送别，巴金更是依依难舍。车轮滚动了，人离开了个旧，但巴金的心却还留在锡都。离开后不久，巴金就写下了《个旧的春天》和《忆个旧》两篇热情洋溢的散文，分别发表在《收获》和《上海文学》上。他在文章里还说打算要再来个旧，多住些日子，收集些材料，好改写《砂丁》。

读着巴金这两篇散文里的文字，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字里行间作者那殷殷的怀念之情和对个旧真诚的祝福：

“……脚不出上海的人，也知道个旧并不是一个偏僻的小城市，它是中国一颗发光的宝石。”

“……我过了多少兴奋快乐的日子，可是我从个旧带来的温暖和热情，至今还在我的身上和心上发光发热。”

“……也许这样吧，我的心还留在个旧，所以我以为我的脚也在个旧了。”

“未来的确太美好了，我们不需要大胆的设想，也可以为这个遍地黄金的锡都，安排一个无限光辉的前程，眼前这个小小的金湖，有一天也会像西湖一样的美丽，那样地全国知名。”

21年后的1981年，巴金又在《个旧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深情的回忆文章《我与个旧》，再次表达了他与个旧、与云南的深厚情缘。

为报答巴老对个旧几十年来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关注，在2000年庆祝个旧市建市五十周年之际，个旧市政府派人代表30多万个旧市民飞赴上海专程看望世纪老人巴金，并把个旧市“荣誉市民”证书赠予巴老。

2003年，授予巴金“人民作家”荣誉称号。个旧市政府也在巴老百岁华诞之际，在美丽的金湖畔为他立了一尊塑像。这座由个旧市建设局全体职工捐资兴建的塑像高2．6米，黑色花岗岩底座的正面是巴金先生生平简介，两侧分别镌刻有巴金先生《个旧的春天》、《忆个旧》两篇散文的片断。塑像准确而细腻地传达出这位世纪老人的神韵。播洒希望爱心永驻云南边疆

也许许多人至今都还不知道，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还有一所巴老悄悄参与筹款并题写校名的希望小学。

从1995年开始，巴金每年都托身边的工作人员以“李尧棠”的名义多次将其稿酬捐赠给希望工程。从1996年开始，又有自称是“一个老先生”的捐助人开始结对资助贫困大、中学生求学。直到近一年，上海希望工程办公室才透露出这个尘封多年的秘密：那位“李尧棠”和这位“一个老先生”就是同一个人——文坛巨匠巴老。其实，“李尧棠”就是巴老早年的本名，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罢了。

199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40周年社庆，决定举行一次“当代文坛大家文库”图书拍卖会，用来援建希望小学。得知这个消息后，巴金、冰心、夏衍、施蛰存、柯灵等5个文学老人都特别支持，纷纷同意将其签名作品进行义拍。当时正在杭州疗养的巴老特意叫女儿李小林将其亲笔印章带到出版社，授权副总编辑郏宗培暂时保管。这套书用红木盒包装，羊皮封面，并印有惟一序列编号，且限量印刷，故极具收藏价值，所以义拍现场相当火爆，当天便筹集到资金22万元。

迄今为止，巴老捐给希望工程的钱款，已不下40万元人民币。这些钱，都是他的稿费。巴老的这些捐款大部分用于在云南援建一批希望小学，捐助一批爱心希望书库，资助一批困难学生。在云南建希望小学而受助的学生更是无以计数，但这些受助学生从来不知道捐助人是哪一位。

如今，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县湾塘毛家中寨，有一所用巴老捐赠的资金建起的“巴金希望小学”。每天，孩子们迎着朝阳，披着霞光，行着少先队礼，升起红彤彤的国旗，然后高高兴兴地走进教室开始了一天的学习。从孩子们稚嫩的朗朗书声里，从孩子们天真可爱的笑容里，我们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